在印象中，我似乎总觉得历史上的儒者总是喜欢将“利”与“义”的问题绝对化，并对立起来。
最权威的例子便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利”“义”之辩和孔子那句“君子喻以义，小人予以利”。然而从之前的两篇文章我们都知道了，这些不过都是历史上的腐儒，读书不求甚解而误读的结果。孔子的“君子喻以义，小人予以利”所说的不过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身处不同阶层的人管理的方式不同罢了，后世的人误解了“君子”和“小人”的意思，自然也就误解了孔子口中的“义”与“利”。而孟子也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和高度来对比了小利与大利的效用罢了。
其实，对于“义”与“利”的看法，孔子也曾有过明确的表态。
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据传春秋时期鲁国曾经出台这么一条法规，若有人能出钱将流落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那么鲁国将会补偿这笔赎金。子贡作为孔子门下的商业大佬，又备受孔子仁义教育的熏陶，于是便决定自行掏钱赎回自己的同胞，但不向鲁国朝廷领取政府发放的赎金。
展开剩余67%想必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必然是相当得意的，亦是想以自己做好事不求回报的仁义之举来宣传孔子的仁义精神。小君估摸着他或许还期待着孔子会大大的赞赏他的仁义之举。但没想到，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后却没有赞赏他，反而还狠狠地批了他一顿。
对于孔子来说，子贡这么做非但不仁义还相当自私。因为子贡只考虑到了自己和师门的名声，却完全没有站在大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于他个人来说，救人不求回报看似体现了他个人的高风亮节，但他这么做却无形中阻碍鲁国这条政令的执行。
因为有他义举在前，之后若再有人赎回鲁国人而向政府报销赎金的话，势必会被有心人拿来与子贡作对比而遭到诋毁。但问题子贡作为大商人，这点小钱他并不在意。但并不人人都有实力像他这样救人不求回报。这就导致了之后有心救人却无力自行承担赎金的人，为了怕被诋毁而惹上麻烦，便打消了救人的念头。而这就使得政府这条充满善意的政令无法正常地执行下去。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善意的规则和条款，也正是因为被某些人以自以为道义的方式破坏了规则最终导致了事与愿违的无奈结果。而这就是眼中唯有义而忽略了人性的结果。
历史众多的仁义之士中为什么唯有孔子成为不世的圣人呢。因为孔子眼中仁义还有清醒的人性观。对于孔子来说，只考虑仁义而不考虑人性，那么一切仁义大道都不过是空中阁楼罢了。
虽说“义”是人性光辉的体现，但人们的生活毕竟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古人云“生人之用曰利”，为了满足生存的必须我们在生活中必然要追求实用之物，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符合人性的。而人们唯有在生存温饱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谈论仁义。
因此，从寻常人的角度来看待“利”与“义”便是唯有满足生活之利，才能将仁义之心散播他人。因此，一条善意利好的政令规则需要考虑的是满足奉行仁义的人不伤及自己的利益，还能因此获得一定的鼓励，渐渐地人们自然而然也会遵循仁义之举。但如果行奉行仁义得不到鼓励，反而还会被嘲笑，那便会进入劣币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了。
这就是子贡自以为高风亮节的行为却遭到孔子批评的原因。
对于孔子来说，“义”与“利”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孔子所主张不过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折辱”，这种不可为“利”而弃“义”的观点。
正如《周易》中所言：“利者，义之和。”
那么我们要啊如何以“义”取“利”呢？
篇幅关系，我们下回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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